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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外公邓逢金烈士

来源:今日建德 时间:2021-05-08 作者:郑连根 浏览量:

我的外公邓逢金1926年参加革命,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建德早期的中共党员之一。

1930年在中共建德县委领导下,西区农民组织革命暴动,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,暴动失败。我外公是革命农军暴动骨干成员,被国民党当局悬赏通缉,同年8月在大同被捕,8月26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梅城西湖堤。

我外公死后十年,也就是1940年6月,我出生了。我七八岁的时候,有点懂事了,就问外婆和妈妈:“人家都有外公,我怎么没有?”外婆和妈妈的回答都是:“外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,一时回不来。”

直到1952年,我外婆拿到革命烈士证书后,她才把外公的真实情况告诉我,并拿出那张证书给我看。证书清楚地写着:“姓名:邓逢金,入党时间:1927年,职务:大队指导员,情况栏:1926年参加革命,1930年壮烈牺牲,证明人:陈一文。”我看着证书,愣了许久,眼前一片空白。我外婆以这种方式,把外公的生平公之于我,让我感到既惘然又欣慰,既痛苦又悲伤。

外婆说,解放后,陈一文给她写来一封信,先是称我外婆为嫂子,并向全家问好,然后是非常同情邓兄的不幸遭遇,说他是一位革命英雄。在信的结尾,陈一文说,现在解放了,苦难的岁月过去了,新中国成立了,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问家里有什么困难,本人有什么要求,可以写信或去上海找他。陈一文发信时,在上海水产局工作,担任水产局局长。那时,我小娘舅已参军,土改后,家里分到田地,大娘舅安心种田。外婆和大娘舅一不识字,也没出过远门,也就没有去找过陈一文。

1894年,外公出生在青龙头,他早年丧父,母亲带着他改嫁。少年时喜欢读书、习武,有点“三脚猫”功夫,敢于向地主抗争,敢于打抱不平。当时村里贫苦农民没有土地,生活十分艰苦。为求生存,我外公将附近村庄的农民组成一个挖山队,在当地山区帮人挖山挣钱。长大后,外公接触革命,加入了西区地下党组织,党组织常在我外公家秘密活动,外婆和大娘舅常常承担着放哨的重任。

1926年至1927年,受上级党组织委派,邵梦先和翁义明两位同志在西区洋溪以组织农协会为名,秘密发展党员,先后有3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,并建立了胡宅党支部,下设方家坪、朱池、幽洪等村党支部,我外公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建德早期的中共党员之一。

1927年3月,朱池农民协会成立,我外公担任执委,积极宣传“二五减租减息”“打倒土豪劣绅”,组织开展农民运动。10月,在县农协会的领导下,组建了洋溪区农民协会,我外公为农协会负责人,他带领百余农民,向地主胡文培清算剥削农民高利贷积压账,迫使胡文培交出稻谷100余担,分给贫苦农民,农民运动取得一定的胜利。

1928年1月,县委领导童祖恺、关启先因发动农民运动,开展“打倒土豪劣绅”“二五减租减息”活动,遭到国民党县政府的逮捕,在艰难的岁月里,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徐英、白云舟来建德指导工作,并在我外公家召开党的骨干会议。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:不能因为童祖恺的被捕而屈服,要求中共建德县委继续发动农民运动。年春,中共建德县委组建洋溪区委,我外公任区委委员,1929年4月朱池农协会重建,我外公仍为领导成员之一。

1930年7月上旬,释放后的中共建德县委负责人童祖恺和姚鹤庭组织发动洋尾、大洋、三都、麻车等南区农民暴动,遭到浙江省保安队的疯狂镇压。暴动失败后,童祖恺、姚鹤庭于10日来到朱池村郑瑞芝家,经与郑瑞芝、胡湖生和我外公等西区党组织负责人商议,决定组织朱池、郭村两地农民暴动,我外公为朱池农民暴动负责人,并决定攻打洋溪镇。

当时,中共党员陈一文在莲花郭村教书时,曾发展过一批党员,党组织比较健全,党员素质比较好,当地的群众基础也比较好。童祖恺、姚鹤庭化妆成农民,由我外公陪同前往郭村。当时,正值西洪(今齐平村)庙会,童祖恺决定抓住庙会的时机,马上发动组织暴动。当晚,童祖恺、姚鹤庭和我外公等人,与郭村党组织负责人研究商议后,立即派出多名党员赴各村联系,召集人员到郭村集中,并在许家祠堂召开骨干会议,研究部署暴动行动计划,决定于7月13日晚在郭村举行暴动。14日拂晓,以焚烧洋溪西水岗的瓜棚火光为信号,统一指挥郭村和朱池暴动农民一起进攻洋溪。

7月13日晚,暴动按计划行动,暴动农民首先冲进郭村大地主许奂卿家,许奂卿闻讯逃走,暴动农民将其家田契、账册、桌凳等焚烧于天井,然后暴动农民向洋溪进发。走不多远,有人来报,许奂卿家的火已被扑灭,为此,暴动农民骨干许根根又带领部分暴动农民返回郭村,把许奂卿家整幢房屋全部烧毁。

姚鹤庭等人继续率领暴动农民向洋溪进发。到了朱池,眼看天将拂晓,还不见火光信号,姚鹤庭误判情况可能有变,便将暴动农民解散回家。郭村暴动农民在童祖恺的指挥带领下,按计划在西水岗点燃瓜棚,然后迅速向洋溪进发,发起猛攻。

驻守在洋溪的伪警察听到枪声、呼喊声,以为暴动农民声势浩大,火力凶猛,便仓皇后撤。与此同时,驻扎在周王庙的缉私队也被迫撤走。天亮以后,警察和缉私队见暴动农民人数不多,武器都是鸟枪,便折回向暴动农民反扑,又不见朱池暴动农民支援,童祖恺只得下令撤回郭村。

西区暴动失败后,参与暴动的骨干分子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悬赏通缉。这年8月,我外公去江西寻找红军,途径大同时,被大同一个叫“三化”(绰号,真名不详,此人曾在我外公挖山队干过,其因在工资问题上与我外公发生过口角纠纷)的竹匠发现,向大同伪警察徐友根告密,当晚,在旅店中我外公不幸被大同伪警察捉捕,随后被押往梅城监狱关押。

在狱中,敌人逼他口供,要他说出郭村暴动参与者名单、地下党组织的名单,我外公一字不说,敌人采取种种酷刑,上老虎凳、老鹰飞、天雷针、辣椒水罐鼻子,外公坚强不屈,不向敌人低头,始终没有供出郭村暴动参与骨干和地下党组织及成员名单。有一次,我外公在用刑后,呻吟了两声,敌人以为他要说什么,就把耳朵凑近我外公的嘴边,我外公一口咬住他的耳朵,敌人一声嚎叫,用手捂住鲜血直流的脸。外公嘴一张,吐出了敌人的一只耳朵。敌人无计可施,打断了我外公的腿,割掉了外公的舌头……

1930年8月26日,外公从监狱押出来,站在囚车上,他昂着头,向沿街以泪相送的群众含笑致意。外公的几个兄弟、大娘舅和我妈都去了,绪塘人唐文根和方灶根也去了,每次见到我,两位老人都说:“你外公不怕死,是个硬骨头。”我妈也对我说,当时,外公高昂着头,总是微笑,没有一点害怕和悲伤。

那一年,外公35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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