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仲淹（989—1052），字希文，谥文正公。他那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言流传千古，至今仍熠熠生辉。
范仲淹学问深厚，为人耿直，仕途却不平坦，虽曾官至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却曾经三起三落。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，时年46岁的范仲淹官居右司谏，却因极言“郭后无故不可废”触怒宋仁宗赵祯皇帝而贬守睦州，这是他第二次被贬。睦州辖建德、寿昌、淳安、遂安、桐庐、分水六县，州府所在地就在今之梅城。范仲淹于当年春正月离开京师，经3000余里水路长途跋涉，于4月中旬才到达梅城。或许因为受前人诗文影响，范仲淹对睦州山水充满憧憬，虽然被贬，心情却并不颓废，反而一路诗兴大发，相继写下《谪守睦州作》一首，《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》和《出守桐庐道中十绝》等诗作。其中《出守桐庐道中十绝》在表现手法上采用顶真的艺术形式，即下一首诗的开头一二字承接上一首诗的末尾句中一二字，因而整组诗给人一气呵成、通畅淋漓的感觉。而整组诗在内容意境上也是随着目的地的临近而渐渐开阔开朗起来。在此敬录最后三首与大家共赏：
来到睦州之后，这一带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简直出乎范仲淹的想象，使他如鱼得水，喜不自禁。他在写给恩师晏殊的信中说：“郡之山川”，“满目奇胜”。“且有章、阮二从事，俱富文能琴，夙宵为会，迭唱交和”。“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，于君亲之恩，知己之赐，宜何报焉！”他把被贬睦州，看成了皇上和朋友对他的恩赐。
睦州毕竟是一个小地方。区区公务对范仲淹来说真是小菜一碟，但他仍以“敢不尽心，以求疾苦”的责任心投入到公务之中，不久就初见成效：“吞夺之害，稍稍而息。”于是，他在公务之余和幕僚一起游乌龙山、登承天寺竹阁、谒严子陵钓台、访方干故里，徜徉在青山秀水之间，相继写下《游乌龙山寺》、《江干闲望》、《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》等诗作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经常邀请朋友来公署喝酒斗茶，其乐融融。《桐庐郡斋书事》一诗中的两句最能说明他的这种自得其乐的心情：“杯中好物闲宜进，林下幽人静可邀。”在睦州的这段经历让范仲淹乐不思蜀，以至于他在移守苏州后感叹于姑苏之繁华与繁忙，在给朋友的和诗中写道：“不似桐庐人事少，子陵台畔乐无涯”（《依韵酬府判官庞醇之见寄》）。
范仲淹在睦州（桐庐郡）期间也做了不少好事实事，除了兴办学堂之外，最有影响的就是重修严先生祠堂了。严子陵钓台位于睦州州府所在地的下游，桐庐县境内之上游，是东汉名臣严子陵归隐垂钓之所。或许由于被贬之经历让范仲淹对严子陵更生敬仰之心，因此他除了在多首诗文中写到钓台外，还专门写了一首《钓台诗》：“汉包六合网英豪，一个冥鸿惜羽毛。世祖功臣三十六，云台争似钓台高。”
来到睦州，一项宏大计划就在范仲淹脑海中闪现，这就是重修严先生祠堂。于是他就派从事章岷前往主持重修事宜。范仲淹在一首诗的题记中写道：“某景祐初典桐庐，郡有七里濑，子陵之钓台在。而乃以从事章岷往构堂而祠之，召会稽僧悦躬图其像于堂。”未及修完祠堂，范仲淹就应召移守苏州，其间他写下著名的《严先生祠堂记》，为使这篇记文能与祠堂相得益彰，范仲淹写信给当时的书法大家邵餗先生求字，恳切之心，溢于言表：“既抵桐庐郡，郡有严陵钓台，思其人，咏其风，毅然知肥遁之可尚矣。能使贪夫廉，懦夫立，则是有大功于名教也。构堂而祠之，又为之记，聊以辨严子之心，决千古之疑。又念非托之以奇人，则不足传之后世。今先生篆高四海，或能枉神笔于片石，则严子之风，复千百年未泯，其高尚之为教也，亦大矣哉！”
严先生祠堂尽管在历史上多次被毁，但范仲淹那篇著名的《严先生祠堂记》却流传千古，广为称道。
梵七七摄
《严先生祠堂记》仅仅230余字，却字字珠玑，句句精辟。尤以结尾四句最为著名：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山高水长的不只是严先生之风，又何尝不是范文正公之风呢！
宋仁宗景佑元年（公元1034年），范仲淹由右司谏被贬任睦州知州。睦州，远离北宋的政治中心，属于东南僻壤，作为政治家，远贬睦州，肯定是范仲淹一次惨重的政治失意。但作为文学家，能借贬远离官场，特别是能在睦州的富江春上泛舟，却是一件大幸事，不仅是范仲淹本人的幸事，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幸事。果然，范仲淹在睦州任职期间，写出了一篇也许并不逊色于《岳阳楼记》的千古名篇：《严先生祠堂记》。
与范仲淹知睦州的时间很短一样，《严先生祠堂记》也很短。全文仅两个段略，用的是现在所说的“夹叙夹议”的写作手法。其“叙”少而精，着力于两点。一是严光与刘秀的老关系：“先生，光武之故人也”，二是严光与刘秀的新交往：“既而动星象，归江湖”。而相对于“叙”，其“议”多且繁，但其着力之处，依然是两点。一是严光“不事王侯”的高洁：“盖先生之心，出乎日月之上”，二是刘秀“以贵下贱”的大量：“光武之量，包乎天地之外”。其“叙”是“议”的基础、引子；其“议”是“叙”的结果、目的。
读这篇文，有两个疑问悬在心头。
很不理解：范仲淹作为一名“入世”者，为什么要为严光这样一位“出世”者修建祠堂？尽管从汉武开始，中国文化基本上就已成为儒家文化，但中国文人，却历来就接受着除儒家文化以外的多种文化的薰陶。而且，儒家文化本身，也在其发展过程中慢慢融入了非“纯粹”儒家的内容。而“不事王侯”，也许一直都是中国文人与“齐家治家平天下”并行的一种心理追求。但在我看来，竟以此，好象无法圆满解释范仲淹的这一举动。我暗自惴测：也许，这位聪明的范仲淹是在借“古”讽“今”，是在暗讽“当今”的宋仁宗没有汉光武大度，是希望宋仁宗看到他新建严光祠堂的举动，反思自己惩处“文人”范仲淹时的侷狭，然后，将这位盛赞“光武之量，包乎天地之外”的范仲淹召回、重用。
更难理解的是：范仲淹修建“严先生祠堂”后，撰写的《严先生祠堂记》里，竟然没有一丝半笔写景的文字。如果，这祠堂在别的地方还情有可原，但这祠堂就座落在美绝天下的富春江边。为座落在富春江边一位与富春江不可分割的古代高人的祠堂作“记”，一点也不提已成严光传世之美一部分的富春江，真是很难想象的事情。范仲淹在为座落洞庭湖边的“岳阳楼”写“记”时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景，将一篇阐述政治理想的论文同时成就为写景名文。而在《严先生祠堂记》里，他为什么要回避富春江的美景呢？也许，只有一种解释：遭贬“失意”的范仲淹，根本就无心观赏富春江的美景，在他心里，被召回，被重用，才是唯一的考虑。
写及此，对这位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的崇敬里突然有了一丝低看。原来，文人一入官场，便再也无法保有文人真正的清洁与高洁了。
但我却依然喜欢范仲淹的文，依然喜欢他写的《严先生祠堂记》。这种喜欢，完全适用范仲淹《严先生祠堂记》里传诵千古的名句：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；先生之“文”，山高水长！
